编者按：在青铜的凝重与银器的流光中，古人以杯盏为媒，将礼与德熔铸于器。从先秦爵觚的礼制到盛唐酒器的诗意，每一件酒器都不只是盛酒的器皿，更是中华文明“以器载道、以杯传德”的生动注脚——它们见证着从“尊礼行德”到“德性内化”的千年变迁，也藏着中国人对待“饮”与“礼”的根本态度。

  6月16日，由新华网、贵州茅台联合策划推出的大型文化专题节目《国宝美鉴》正式上线热播。节目共十五集，从五个维度解码国宝背后的文化密码。

  《国宝美鉴》第十三集《杯盏礼章》，讲述中国古代酒器从先秦到唐代的发展，展现其形制规矩、功能演变及“以器载德、以杯传礼”的文化内涵。

  在先秦，酒是近乎神性的存在，而盛酒的器物则成了权力与道德的延伸。那时的“杯子”有着严谨的称谓与形制：爵、觚、觯、角、斝，大小有别、用法各异，《礼记・礼器》中“贵者献以爵，贱者献以散（大杯）”的记载，道尽其中的等级秩序。

  迄今发现最早的二里头乳钉纹铜爵（部分学者认为属夏代），以纤细杯身、尖长尾翼与腰腹乳钉，展现着俊巧清逸之态。而其“一鋬、二柱、三足”的形制，更藏着深刻的“以器载德”哲学：单鋬需双手捧持，暗含“饮酒需敬”的节制之德；二柱警示饮酒不可过急，是“戒贪”的警示之德；三足象征天地人三才，承载着“天人合一”的秩序之德。正如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所言，这种不对称平衡的设计，恰是“权力与道德的永恒博弈”的具象化。

  随着时代变迁，酒器的功能逐渐从权力象征走向生活诗意。盛唐的长安，葡萄美酒与胡旋舞共庆，酒器也在多元文化中焕发新貌。国家博物馆藏的唐代狩猎纹银高足杯，融合中亚与波斯艺术元素，造型灵动，少了青铜的沉重，多了挥洒的自由。

  但这份自由并非摒弃礼制，而是让“礼”内化为“德”。古人云“古礼一爵表敬，二爵示欢，三爵为止”，盛唐诗人“四爵论诗，五爵作画”的雅兴，实则是将外在礼制转化为内在修养。就像那银高足杯，虽吸纳异域风格，却始终延续着“饮酒有度、敬人有礼”的内核——此时的“德”，不再依赖青铜的威严，而藏于举杯间的从容与诗意里。

  从先秦爵柱的“警示”到盛唐杯盏的“包容”，酒器的演变始终围绕一个核心：以器传德，以饮明心。这种“厚德”的传承，在茅台的酿造中亦能寻见脉络。正如先秦匠人雕琢爵觚不省工、盛唐工匠熔铸银杯不将就，茅台以“仁心”选料、以“认真”做工，将“不耍滑、守本真”的信念融入每一道工序。杯盏载德，佳酿承心，真正的厚徳，从来都藏在对细节的敬畏里，在时光中沉淀为历久弥香的文明印记。（来源：新华网）